當傳媒不斷挖掘疑犯成長背景的時候,大家都不期然關注疑犯做出這種社會不容、偏離行為的所有一切社會認知的行為。原本疑犯幼兒時期的生活,都被父母親戚、同學朋友喻為聰明伶俐、未來社會棟樑,到進入高中時期因為對漫畫及遊戲機的喜好而成績低下,就被周邊的人甚至父母簡單地評為反叛期,而沒有察覺全職母親對其學業上的規管壓力。而過去的同學及同事之間,在事發之後都對其發生此起殺人事件深感悲痛,事關在同學與同事之間,疑犯都被評為好人一個,熱愛助人,最多都係比較少講嘢,極難想像疑犯會作出這等恐怖殺人事件。當中各大傳媒都覺得疑犯沒有朋友,面對壓力缺乏傾訴對象,積聚的壓力為找尋發洩出路而轉變成行凶動機,都在日本傳媒以至社會方面成為一種社會共識。事實上,疑犯都定期利用團體電郵,向自己素有聯絡的一班朋友報告近況,連這批朋友向媒體評述與疑犯個人關係的時候,都感覺自己未能被疑犯視為好朋友的一員而自責。這等同輩的認同在日本社會十分重要,可是在大家以為,疑犯在社會上失去這種重要的認同,而決定執行這種暴行以引起社會對其個人的關注的時候,大家都似乎忽略了,疑犯在行凶前,曾於公佈行凶過程的網站上留下一句:「被大伙認同我的存在,稍稍開心」。這句留言中的「大伙」被認為是團體電郵內的一班朋友。另外,上司以至同事們之間,對於疑犯的評語都十分正面,尤其是上司的評語,更是以認真工作、努力完成工作作為對疑犯的工作上的評論。結果,令社會對行凶者的動機估計更加耐人尋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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